他终于也疲倦，扁舟草履，隐没人世间。文化之幸在于，苏子之类的奇伟文人即便隐于世，也能吟出惊世华章；文化之大不幸在于，非遭劫难，则好文章不出，非以血泪洗练，则人情不得练达。
　　林语堂笔下的苏子热忱、旷达，即便读他被迁贬的际遇时，我们倒也觉得他是甘之若饴的。然，后人的描述早经过文学加工——不错，他确是一个可爱的文人，但当我们研读过冰冷的史料后，一种更为清晰的悲怆之感将腾升上脑海：这场苦旅终究是场劫难。我们宁愿去想他放歌山水，不愿深思他在缧绁中的沉痛低吟。我们总想以自己带着娱乐性的目光去剖析历史人物，企图为他卸下镣铐或添得一丝鲜活的柔情。但正如他的文章千古屹立，他的伤痛也万世难谢。我们只得惋惜，却无从抚平。
　　苏子这场荒诞的受难，或会让人联想起哲人庄子的处世之道。庄子是眼冷——玻璃眼珠，万事可入眼，可从来旁观，视线不带热度；庄子又是心热——左肋下是一颗红火心脏，如要挣脱命数般竭力跳动，血脉在此汇通，思绪在此杂糅。如庄子，他领会世俗，静思，坐而论道，悠然世外，是为哲人；而苏子，身在世俗，长嗟，扬笔达情，杂务缠身，是为文人。终于，庄子于你我，更似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。而苏子身负苦难，从雪涛中来，到乱石中去，他疲倦，也清冷。
　　这又将令我们念起一句诗，“不见五陵豪杰墓，无花无酒锄作田。”诗中虽吟讽的是喧杂的俗人，死后不过一抔黄土，不得花酒相伴怡情。但对一位风霜高洁的文人，命数不也是如此吗？为何他还要以手写心？为何他还要登临赤壁？为何他还要撼旗呐喊？为何？
　　论孤高，苏子或不及屈原。投江未成，苏子在静默闲居中走向心灵的成熟。此前种种——他的才华外露，鲜衣怒马，惨绿少年，一并卷入山下波溜，就此不见。苏子变得平和、寂寞，仿佛他的喧嚣时代已一翳不再。他参透，他看破，此生色相万般皆是过眼云烟。可这不是屈从。建安文学铸就的“风骨”一词，深镌在每一位文人的心扉。
　　如前言所说，红颜终骷髅，任谁都逃不过“锄作田”的那一天。苏子当然也深晓这一点。但他之所以还达情表意地著作，并非为了神灵不朽，千秋万代——一个人实难思量身后之事。他在这不惑之年的写作，并非怪罪任何人，相反，这放达词句间有不变的乐观；他怀古而不忧愤，相反，隐有重获新生的喜悦。苏子摒弃了身上异己的成份，这字句砌成的人形正是他，却又不是他。他并非不再为世俗所累了，而是他找到了更平和的心态去笑迎；他并非不再疲倦了，而是他找到了更酣畅的心灵静地。苏子想得不远——他不求名垂千古，但求圆满此生。一个历经苦难的他，正以欢愉的目光打量这红尘世界。苏东坡成功突围。
　　无花无酒锄作田，是逃不过的结局。而青山埋骨，却是这位成功突破苦难枷锁的文人，最美的绝响。